第54章 失辽之人心则失辽地

财匮。”

在孙承宗之前，所有辽东分公司总经理都是要求兵部调各地客兵援辽。然而，各地客兵能救辽吗？不能。几年来，数十万客兵一波波援辽，然而大夏是逢战必败，国土面积是越打越小，财政是越打越穷。

天启元年二月，礼科给事中王志道就上疏朝廷，抨击过分依赖客兵的辽东用兵方向，认为自古以来守边名将所用之兵主要来自边地，如今战事吃紧，本地辽兵少，可以暂调客兵。

但时间一久，援辽客兵思乡情重，逃亡不断，再不招募辽人入伍，加以训练，逐渐淘汰士气低迷的客兵，数年之后辽东将无兵可用。而更早一点的万历期间，兵部就批评熊廷弼不懂收扰人心，招募辽人入伍。

而真正实施“以辽人守辽土”，逐渐让边地辽人成为主力的是从孙承宗开始的。事实上，孙承宗督师期间，大夏朝廷也没有能力再向以前那样大规模调兵入辽了。

一是鲁地、楚地相继叛乱。特别是楚地的形势十分严峻。兵部、户部已经按照二十万兵，年饷三百万的标准去组织剿匪了。

吏部尚书赵南星曾指出，“天下之最可患者，莫甚于民之作乱，而夷狄次之。”

事实上，大夏帝国一直以来最大的问题在于内部矛盾无法调和，而不在于外敌。

二是各地也没多少兵力可调动。有些地方已经调过九次兵援辽了。再调下去，当地巡抚别说维持秩序了，搞不好连自己内裤都要被乡民扒了。

长期以来，大夏帝国之所以调客兵入辽，主要是两个原因。一是希望以兵力上的绝对占优，尽快结束战争，最好是两年内。正所谓大炮一响，黄金万两。战争是最烧钱的。大夏帝国的想法不错，但明显低估了努尔哈赤的实力。

二是熊廷弼一派认为辽人更倾向大金，不可用。这派说法也是有依据的。比如辽人出身的李永芳在抚顺之战中便献城投降，后来率一万辽人跟随努尔哈赤进攻大夏。

为什么有一部分辽人甘为敌所用。因为自高淮乱辽后，辽人痛恨大夏在辽地的黑暗统治，痛恨朝廷无休止地对辽人过度的剥削。

御史毕佐周曾将辽人对朝廷的仇恨总结为“四大恨”。

“军兴以来，援卒之欺凌诟谇，残辽无宁宇，辽人为一恨。军夫之破产卖儿，贻累车牛，辽人为再恨。至逐娼妓而并及张、刘、田三大族，拔二百年难动之室家，辽人为益恨。至收降夷而杂处民庐，令其淫污妻女，侵夺饮食，辽人为愈恨。有此四恨，而冀其为我守乎？”

自辽东兴兵以来，不少援辽部队军纪败坏，把朝廷派来援辽的怨气撒在辽人身上，欺凌辽民，对辽人“相待如仇敌，远逐之为快”。

时有时无的微薄军饷让辽地军户在荒年不得不卖掉家中车、牛过活。可靠卖掉车、牛后，往后的生活就越发艰辛，最后不得已，只能卖儿卖女来活下去。

当地的张、刘、田三大望族歌妓婢女成群，田地无数，家财万贯，而社会底层的辽人往往一辈子难以成家。

一些投降大夏的蒙古人、叶赫女真人居然侵夺辽民的饮食，淫污辽民的妻儿，而大夏朝廷对此听之任之。

毕佐周在奏疏最后问了一句话，“冀其为我守乎”，令人深思。可这份奏疏报上去后，大夏皇帝没有任何回应，如石沉大海。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自高淮乱辽后，大夏朝廷在辽地实施的恶政一步步地把底层的辽人逼向异族他乡。辽兵哗变，辽民逃亡习以为常。

时任蓟辽总督的梁梦龙在向朝廷上报的奏疏中写道：“自灾虏频仍，军民逃亡者半。”

御史翟风坤也向朝廷指出，“我辽民以役重差烦，至于无可奈何，愿随女真去，将来之忧方大耳。”

辽地社会矛盾的恶化，努尔哈赤也看得清清楚楚。

努尔哈赤还屡次向儿子们指出，“往者，尔大夏国富人，占地甚广大，其田雇人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