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鲁迅小传（2）

他开始认真思考国民性改造问题。1904年4月，鲁迅在弘文学院毕业，9月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习医学。他之所以选择学医，是与他少年时代的经历和救国思想密切相关的。父亲的不治而死给他留下了痛苦的记忆。后来他接触到西方医学知识，与先前医生的议论和方药加以比较，更加感到中国医学的落后。同时他还从翻译的历史书上得知，日本的维新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引进。因此他准备学好医学回国医治像自己父亲一样被误的病人，同时也借以促进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但学习到1906年初，一件事使他决心弃医从文。有一天，教师在授课之余为学生放映关于日俄战争的幻灯片。画面上出现了一个据说是为俄军当侦探的中国人，他被日军捉住要杀头示众，另有一群体格健壮的中国人却在麻木地围观。这一幕使鲁迅深受震动。他感受到“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 ( 《呐喊·自序》)，关键在于改变国民的精神。而能够改变精神的，他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他决定投身文艺事业。

1906年6月，鲁迅结束了在仙台医专的学业，自日本回绍兴，奉母命与朱安女士结婚。对于家庭包办的这件婚事，鲁迅很不满意。他在绍兴只住了几天就回到了东京，一面继续学习外文，一面从事文学活动。从他1907年和1908年发表的《人间之历史》 《科学史教篇》 《文化偏至论》 《摩罗诗力说》 《破恶声论》 (未完)等文章来看，他这时已形成了早期思想的基本框架。在他看来，中国当时的落后绝不仅仅是科学技术和社会制度的落后，而是整个文化的落后。国民愚昧、怯懦、自私、冷酷、巧滑、重利。国家强盛和民族复兴的根本出路是国民精神的改变。他在《文化偏至论》中写道：“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 “人既发扬踔厉矣，则邦国亦以兴起。”他认为新的国民应当有健全的精神，既要不畏强暴，又要有博爱之心；既要务实，又要有形上之需求；既要有坚强的意志，刚愎主己，于庸俗无所顾忌，又要有开阔的胸襟，不疾天才，尊重先驱。他这段时间的文学活动没有引起大的社会反响，却为后来的成功做了必要的准备。

1909年8月，鲁迅先是在杭州的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生理学和化学教员，1910年7月，又到绍兴府中学堂任生物学教员并兼任监学。辛亥革命爆发时，他积极组织声援活动。辛亥革命后不久，他被革命党任命为绍兴山(阴)会(稽)初级师范学堂监督(1912年1月起该校改称绍兴初级师范学校，监督改称校长)。1912年2月，鲁迅应教育总长蔡元培之邀到南京教育部工作，同年5月随部迁至北京，担任教育部佥事、社会教育司第二科科长、第一科科长等职，主管文化及社会文化设施等工作。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的社会状况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倒行逆施之事充分暴露了中国旧文化的顽固性。鲁迅一时找不到攻击旧文化的方式和战友，因此常常感到极度的苦闷和绝望。但他并未消沉下去，而是常常怀疑自己的绝望：“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这一时期他虽然很少发表文章，然而对中国社会和文化进行了更为深入的体察和思考。

中国民主革命的连遭挫折，使越来越多的有志改革的知识分子意识到开展一场反封建的文化革命运动的必要。1915年9月，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从第二卷改名《新青年》) ，发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的思想启蒙运动。1917年初，胡适、陈独秀等人又发动了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的文学革命。早就立志中国文化改革的鲁迅终于找到了战友和大显身手的机会。1918年初，鲁迅参加了《新青年》的编辑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