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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06 08 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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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便会扩张,地价便会上涨,地方债便可以偿还。地方债爆发于2008—2009年为应对从美国蔓延至全球金融危机的“4万亿”计划,这些债务至今仍未完全化解,还存有风险。政府要想在城市建设开发中引入银行资金,要解决三个技术问题:政府不能直接从银行贷款,需要一个能借款的公司;城建开发项目要捆绑在一起,以赚钱的项目带动不赚钱的项目;依靠财政预算收入与土地有关收益共同还债。城投公司应运而生。2003年后,以土地增值收益作为贷款还款来源,而贷款来源起初主要是国开行,但2008年“4万亿”财政金融刺激后,城商行在贷款规模上与国开行、四大行平起平坐。城商行由地方政府控制,以提升招商引资竞争力,但城商行资金大都来自短期存款,与周期长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需要的中长期贷款不匹配,且存款来源不稳定,自身技术薄弱,这都为贷款带来了风险。除银行贷款外,城投公司还可通过城投债融资,发行债券相对于贷款的好处在于:可以分散风险到广大投资者;可以交易,通过价格和利率变动反映市场对风险的看法。但城投债并没有,它主要被商业银行持有,有政府隐性担保,是个低风险高收益的怪胎,对债券市场发展影响很大,积累的风险也不小。地方债占GDP的五六成,其中三四成是隐性负债,而地方政府借的这些钱主要投资在了基础设施项目上。由于有地方政府在背后支持,融资平台公司只要能还上利息和到期的部分本金,就能靠借新还旧来滚动和延续其余债务,但即使这样,也得靠政府补贴才够,一旦经济遇冷,地价下跌,政府也背不起这沉重的债务。2010年开始治理地方债务,重要改革有四:债务置换,即用地方政府发行的公债,替换一部分融资平台公司的银行贷款和城投债,可以降低利率,减少利息支出,缓解债付压力,改善资本市场配置资金的效率,为项目建设注入长期资金,降低期限错配和流动性风险,提升信用级别,限制债务增长,规范借债行为,限额不能突破,但比较僵硬,不够灵活;推动融资平台转型,厘清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剥离其为政府融资的功能,破除政府对其形成的隐性担保,但转型并不容易,目前远未完成;约束银行和各类金融机构,避免大量资金流入融资平台,这部分的监管难点在于各类影子银行业务;问责官员,对过度负债的行为终身追责,但具体行为很难确定和监管,深层次的改革,需要从根本上约束官员的投资冲动。

招商干部要像推销员,“铜头,铁嘴,顺风耳,橡皮腰,茶壶肚,兔子腿”,又要像客服,“要信守承诺,要记得回电话,遇到事情用最快的速度、最高的效率去处理,要做个有心人,拜访客商要提前做好准备工作”。学而优则仕,我国政府人员大都学历较高,地方官员是我国官僚体系的绝对主体。事在人为,人才的选拔和激励机制是官僚体制的核心,决定着政府运作的效果。所谓激励机制,就是胡萝卜加大棒,要将干部个人得失与本地经济发展情况紧密挂钩,既要激励地方主官,也要激励基层公务员。地方主官任期有限,为在任内快速提升经济增长,往往新官上任三把火,投资各种大项目、大工程,这些资金依靠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支持,但这种偏重投资的增长模式造成很多不良后果:2016年之前,离任的官员无需对任内的债务负责,新官不理旧账继续加大投资,政府债务不断攀升;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继续加大投资会降低经济整体效率,助推产能过剩;出于政绩考虑,地方官员偏重于看得见的工程建设。官员政绩激励对地方政府投资有重要影响,故而近年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也包含对地方官员政绩考核的改革,除政绩之外,人情关系在官员考核和晋升中同要重要,不过这些与大多数公务员无关,他们的日常工作与政府关系不大,晋升希望也十分渺茫,故而更在意的激励是实际收入和一些工作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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