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六二 报应

拿他泄愤而已——登基刚刚一年，才被人称为英明之主，就迎面挨了一耳光，被后金直接攻入到京畿。再加上被围期间的惊恐和愤怒……这些负面情绪没法子找敌人发泄，就一股脑儿全撒在了袁崇焕的头上。

包括当时北京城中的居民也是如此，在被围了很长时间后，他们同样也需要一个发泄的目标。被朝廷定为叛逆的袁某人恰好符合了这个要求，这才出现了“以钱争买其肉，顷刻立尽”的疯狂场面。

——如果天下从此太平，京师再无警兆，那此事也就此作罢，无非是冤屈了袁氏一人而已，大明朝历史上这种事情多得很，也不在乎多这一件两件的。

可偏偏后金兵再度入关了，五年前的局面又一次重演。于是这一回，外镇将帅们全都学聪明了——我坚决支持朝廷，但我也坚决恪守本份，绝不越雷池一步。京畿不是我的防区，那我就不干预。朝廷要求派兵支援？没问题，我把兵将都派过来，但没有直属上官的督促逼迫，这些客军能有多少战斗力，那可就难说了。

——大明朝“以文驭武”的政策实行了那么多年，武将历来只被视为工具而已，胜遭猜忌，败则背锅。没有文官的监督，那些武将凭什么冒着出生入死的风险，去和后金军这样的强敌拼命呢？——说到底，这也不是我的防区啊。死的人再多，又不是我的家乡父老，鞑子杀陌生人，关我屁事！

当年拿袁崇焕出气，凌迟碎剐，痛快淋漓，现在，报应来了。

…………

事实上就连崇祯皇帝本人肯定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但以他的性格，当然不可能承认是自己犯了错。历史上他原本要到两年之后，也就是崇祯九年的时候，阿济格率军攻到北京城下时才会感受到这一点，并且在之后的若干年中反复品尝到这种滋味——阿济格，多尔衮，阿巴泰，每隔几年一次，仿佛收割庄稼一样定期来北京城周边劫掠。兵锋远至山东，连济南都被攻下过。

而明军的反应却好像白痴一样，各路军队几乎没有任何呼应配合，整个就是任其来去。要说大明朝当时还没到油尽灯枯的地步呢。地方上还是有些能战兵马，否则也打不了后来那场松锦大战。然而偏偏在保卫自家首都，京师重地的关键战役中完全表现不出来，完全就是任人吊打。

——这世上怎么会有如此奇葩的事情？但若仔细研读那一时期的历史记载，便可以看出些端倪：当时明朝的将帅们根本不敢靠近北京。而武将来了也没用，他们根本没有统御全局的资格。

那些真正有兵权在手，掌握着一方大任的督抚重臣，自崇祯二年之后就仿佛忘了“勤王”二字怎么写，每次京师被围，任凭朝廷中枢喊得震天响，最多只派些武将带兵过来应付一下，却再也没有已巳年那种“京师有难，八方来援”的热情。

——崇祯九年，阿济格攻到京师，横扫北京城周边诸多州县，连天启皇帝的德陵都给烧了。兵部尚书张凤翼四处求援，虽是叫来了一些援兵，但却无人能够统率。

最终只好让张凤翼自己统领，可他一个老官僚懂什么打仗，死活不敢出城，等到后金军抢够了，退兵了，他也只敢带人远远跟着。眼睁睁看着人家把抢来的十多万妇孺人口像牲畜一样驱赶着回了草原，还留下若干木牌子，上书“各官免送”。可谓把大明朝廷的面子里子全给丢了个干净。

后来上报朝廷说是打了一仗，居然还敢自称打赢了，但查验下来一共获得斩首——三颗。一顶欺君之罪的大帽子扣下来，又找不到外镇督抚抗雷，最后张凤翼只能自己背了这口锅，服毒自尽。

——崇祯十一年，多尔衮再入京畿。这回大明朝廷终于又冒出来个不怕死的外镇重臣卢象升。不过他虽然获得了总督天下勤王兵马的名义。在指挥上却是完全受太监高起潜的制肘，非但定下的用兵方略一条也实现不了，麾下兵马也多次被分散。到最后竟然只能带着五千残军，